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85亿元，同比下降17.84%。
在治疗12周、24周进行检测，判断患者应答好坏从而调整治疗方案（即应答指导治疗）。通过治疗前的基线检测结果确定个体化诊疗方案（即基线特征指导治疗）。
生化指标包括转氨酶（ALT）和肝功能指标（主要包括总蛋白、白蛋白、球蛋白等），主要反映肝细胞损伤、肝脏合成功能及代谢能力，其中ALT是反映免疫活化的间接指标。2015年10月，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感染病学分会共同发布了中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5年版）》（以下简称《指南》）。实现慢乙肝临床治愈，重在检测与监测乙肝临床检测主要包括生化指标检测和病毒学检测。在疗程结束后，通过检测来判定是否达到停药标准。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道，全球每年约有65万人死于HBV感染所致的肝衰竭、肝硬化和肝癌。
高灵敏HBV DNA定量检测和HBsAg定量检测，改善抗病毒治疗的监测与随访目前，慢乙肝抗病毒治疗分为注射干扰素（IFN-α）和口服核苷类似物（NAs）两种：干扰素治疗通过有限疗程达到抗病毒和控制免疫的双重效果，患者有较高的HBsAg清除率《指南》明确提出，不论患者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是否获得应答，在停药后3个月内应每月检测1次肝功能、HBV血清学标志物及HBV DNA。香港中文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研究主任李湖树说：科学家的共识是‘现在时机未到。
而现在，中国另外一个研究团队再次利用这一技术对人类胚胎进行了基因重组。举例来说，在母亲腹中的胎儿，在中国现行法律中并不享受人类个体的权利，因此人工流产/引产在目前的中国并不会被当作伤害其他人类个体的犯罪行为。因此，当科学发现与当下的伦理观产生冲突的时候，笔者的看法是，我们不妨宽容些、耐心些、不要简单地用伦理的大帽子否决科学本身的意义。所有的试验性胚胎都是不能成活的，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变成发育完全的人类。
据美国石英财经网站4月9日报道，研究人员担心随意使用这一技术或许会使胚胎变成完全发育的人类，到时候他们会把这种基因突变遗传给他们的后代，意料之外的后果带来的风险似乎太大了。伦理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传统，特别是触及人类生命的问题。
饶毅说：我们拥有的技术越多，对我们自己和整个人类越危险。仅仅1个月后，来自中国中山大学的黄军就实验室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文章在线发表于Protein Cell杂志），将争议的水平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在人类胚胎中进行了基于CRISPR技术的基因编辑操作。如果试图用一把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伦理尺子去衡量，在太阳王路易十四一辈子只洗7次澡的时代，宣称洗澡无害有益，甚至公开鼓动洗澡大概也是触犯了伦理红线，值得天下讨伐的叛逆举动吧。邓睿说：儒家思想认为，人出生后才成为人。
在这篇论文中，中山大学黄军就教授领导的团队试图使用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修改导致地中海贫血的β珠蛋白基因。在新世纪的开头十几年，我们已经见证了以ZFN、TALEN和CRISPR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在迅速地降低人类改造自身遗传信息的门槛，不管恐惧也罢、抵触也罢、欢迎也罢、漫不经心也罢，我们这个物种在进化数十亿年之后，确确实实已经站在了大规模改造乃至创造自身的门槛上，距离造物主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要用于临床，需要将近100%的成功率。但我们也需要非常小心谨慎。
黄的文章被Nature和Science据稿，相信伦理方面的顾虑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个概念只要稍微外延，就马上会碰到伦理和法律规定的灰色地带。
这些不正常的胚胎是试管婴儿疗法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有时候两个精子会把他们的DNA植入一个卵子当中。笔者的看法是，涉及在人类自身应用的技术，必须在严格地专业监管和法律约束下进行。
George Daley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称，这项研究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显示基因技术还远远没有达到治疗疾病的地步。事实上，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大约也对此持认同态度，平面和电视媒体中人流广告要远远多于避孕广告就是旁证。和人类掌握的大多数技术一样，CRISPR技术仍存在大量的未知问题和技术风险，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基因修饰的非特异性问题，也即在定向编辑某基因的同时，该技术存在在基因组其他无关位点引入非特异性遗传修饰的可能性。限制关键技术细节的扩散、追踪和控制关键实验设备和原料的流向，加强相关技术人员的训练、规范相关研究和应用机构的工作准则，应该能够帮助我们很大程度上消除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对此，笔者无须再次强调和引述基于伦理考量的批评。该工作发表于Protein Cell，被哈佛干细胞生物学家GeorgeDaley称为里程碑式的标志性成果。
她说：例如，他们说我们应当利用我们本土的儒家思想解决问题，因为那些国际标准来自西方，而我们是东方文化。【争议】外媒：中国科学家修改人类胚胎基因踩伦理红线2015年7月5日，参考消息网报道，外媒称，中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进行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建造了几十个实验室并培养了数千名科学家，种种努力都是为了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
那么类似的操作，不管风险再小，是否都违反了不伤害原则？而其实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发问：如果我们具备了在胚胎阶段修改致病基因的能力而没有这样去做，患病婴儿出生后，是否可以掉过头来谴责我们的不作为违反了不伤害的底线呢？总而言之，在笔者看来，仅仅对不伤害其他人类个体这条看似毫无争议的伦理红线略作展开，我们就会立刻看到，社会惯常的伦理观在面对新鲜事物，特别是科学发展时显得苍白无力。而且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对这条红线位置的容忍度也会有巨大差别。
中国科学家世界首次成功编辑修改人类胚胎基因2015年4月，中国科学家日前成功实现编辑修改人类胚胎基因，属于世界首创。该基因突变是女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的罪魁祸首之一，新技术的应用为从遗传机理上预防相关癌症的发生提供临床上的可能性。
然而在几乎一边倒的谴责和批评声中，笔者希望借此机会回顾历史，看看科学和伦理的漫长恩怨。实验取得了成功，但也显示出该技术在医学应用的巨大障碍。研究人员在《辅助生殖与遗传学期刊》发表了这篇研究报告，他们成功地把突变基因植入了26个胚胎中的4个胚胎里。报道称，北京大学成立4年的生命科学院院长、生物学教授饶毅告诫说，中国的科学研究迫切需要更有效的伦理监管。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举例来说，其中一条底线，笔者想读者们应该不会反对，那就是我们的行为应该以不伤害其他人类个体为底线。
2011年，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大约为1400亿美元，占GDP的1.84％。以引发争议的中山大学研究为例，我们更应该问的问题，也许是黄军就实验室是否通过合法途径获取了人类胚胎？这些人类胚胎用于研究是否经过了细胞供体的知情同意？作者如何确保这些人类胚胎本身确实具有缺陷不能发育为个体，又如何确保在试验结束后彻底销毁这些胚胎？对人类胚胎的遗传操作在学校和政府监管机构层面是否取得了相关的许可，是否遵循了对人类胚胎的操作指南和伦理要求？只有所有相关的研究程序都得到了严格的专业监管，我们才能尽可能规避技术风险，确保该技术不会在未成熟阶段就进入临床实践。
而在16世纪的欧洲，当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利用尸体解剖完成他的巨著《人体构造》之时，他需要在黑夜中偷偷切下、运回并拼接死刑犯的尸骨，而这一行为也被宗教裁判所课以极刑。尽管黄军就声称实验所用的是本身存在缺陷、无法发育成成熟胚胎的受精卵，但是在很多批评者看来，类似操作已经与人工修改和制造人类本身无异。
而尸体解剖在东西方文化中，长久以来都是被鄙视和被严惩的行为。这一次科学家们的反应只是不满地耸了耸肩。而如果同样的胎儿时空跃迁到大洋彼岸的到美国，情况就变得复杂得多。如此改变的基因可以遗传后代，因此其对未来人类的后果是无法预测而且高度风险的。
他说，中国科学家普遍收入很少，但是在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可以从国家获得每篇高达3.2万美元的奖金，这为一些人越过边界提供了经济上的刺激。2013年，哈佛大学有两只灵长类动物非正常死亡，因此彻底关闭了校内的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
换句话说，在做好事的同时，也存在做坏事的可能。而仅仅进行伦理层面的追问其实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完善技术和管控技术风险。
然而，恰恰是诸如盗墓贼尸盗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叛逆举动，最终帮助我们开始逐步理解自身身体的构造和功能。2015年春，伦理争议的焦点再次对准生物医学领域，这次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是一种被称为CRISPR的基因组编辑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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